赵旭东，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，教授，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，附属上海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，同济大学东方转化医学平台心身医学研究所所长，浦东精神卫生中心院长。先后在国内外攻读医学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，受到良好的临床和科研训练，为国内著名精神科医师、心理治疗师。重视心理治疗、心身医学与综合医院精神卫生服务、文化精神医学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、转化、推广。
因在精神卫生领域及医院管理方面的贡献，2002年获"全国五·一劳动奖章"。因在心理治疗实践及国际合作方面的贡献，获得奥地利维也纳市政府颁发的2008年度"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奖"。
采访笔记
"生命偶然，疾病常事，顺其自然，吃好睡好，够了。"
"疾病难道就没有好处吗？"
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，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赵旭东。
他是国内顶尖的精神病学、医学心理学专家，是世界心理治疗学会副主席、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、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常委，获得过"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奖"。他总是语出惊人。
"我给这个病人布置了三个作业，一，写下一百条曾经做过的认为是汉子的事，二，写下十条焦虑症的好处，三，写下十条未来三年想做的事。"
他认为，焦虑症比例逐年上升，与隔代培养子女有很大关联，"再忙，父母亲都要尽可能亲自带孩子。富裕家庭和穷人家庭都这样，孩子从小就陷入恐惧不安。"
他是某公众人物的主治医师，这位公众人物当年寻寻觅觅，终于找到了他。复出后参加的那一次世界心理医学大会，身边坐着的就是他。但聊起此人病情，他三缄其口，他说，是隐私，不谈论，涉及底线了。
采访时，已经晚上六点，有病人给的一个面包，他掰给我一半，他说，一起吃，吃了才能说话。这一天，他从八点，足足看了九个病人，每个病人给足了五十分钟。结束采访时，已经是晚上七点半。
"看病，要像绣花一样。"
初入医门
赵旭东走上精神科之路，也算是"误打误撞"。
1977年10月21日，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，举国沸腾，年轻的赵旭东也是其中一位。机会难得，他决意定趁此机会考上大学。于是赵旭东高一便跳级参加高考，以16岁的年纪考取昆明医学院。当时的他并无清晰的职业目标和专业思想，比起医学反而更喜爱外语。而某次哲学课上，老师讲了两个小时的医学心理学，这一讲完全提起了他的兴趣，令他震耳欲聋，迫不及待地询问老师详情。老师说，学医的人要搞心理学，就去当精神科医生吧。正这句话让赵旭东确立了不断为之奋斗的目标，在这个行业上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
开辟科室
1988年，赵旭东硕士毕业，他的同事带着几个年轻人一起开病房，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，他也跟着一同入伙。那年在昆明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旅馆五楼，没铁门，没窗户栏杆，16个床位，5个医生，就这样开起了全国最早的开放式精神科病房。
彼时的华西医院虽已有开放式病房，但只收治神经症患者；而他们的科室因精神病患者都收治而一炮而红。开始的两年病床要排两周的队才能等到，"我们当时挣的奖金比外科医生都多，一个月的奖金是工资的五倍。"那时他们才知道，中国精神科的市场真是太大了。
莫惧焦虑
"存在心理问题，这些都是平常的，这就是生活。"
赵旭东说，按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估算，上海平均三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有心理问题。作为精神科医生，他受过了顶尖的专业训练，听过了太多的患者故事，那些常人眼中的荒诞在他看来已是稀松平常。"当今社会人人都面临压力，心理问题是人之常情，没有躯体绝对健康的人，心理也是一样。"精神障碍客观存在，古今中外向来都有，但这些年由于求医方式、观念的改变，看似患者增多了，实际是人们对于精神疾病更加开放了。
而面对如今的焦虑症患者增多的现状，他表示焦虑人常有之，"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可以免于恐惧，人也一样，不仅有恐惧，更有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，"只不过焦虑持续时间长、超过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焦虑症；此时要减少恐慌、增加自信，若自己无法克服就务必寻求专业的帮助。
口述实录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怎样的人才能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呢？
赵旭东：第一，要有爱心。对人有兴趣，尤其对缓解他人的苦难、给人提供帮助要有兴趣。这不是挂在嘴上的利他主义，利他主义是一个安身立命的、从事专业的基础；如果真正有利他主义、博爱精神，做这种职业不会感觉困难，反而认为有意思。
第二是宽容，要开放。个性特征方面，要有宽容、悦纳的气度，能够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与自己情绪、想法、背景不同的人。不要大惊小怪、少见多怪，而是处变不惊，以一种好奇心、宽容心去听别人的故事。开放、宽容跟尊重相关，尊重就是平等待人，把人看成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独立个体，不代替他去决定，不试图去操纵、控制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心理治疗师是否对社会要有特别深的了解？
赵旭东：这不是一个先决条件。小年轻当医生肯定不了解，就算你干到50、60岁也不一定能洞察世事。对社会的了解有时是通过主动学习得来的。当然受教育越多，你知道的系统知识就越广泛、扎实、深厚，这是一个主要来源。刚才说宽容、开放，就指的是我们对系统的正规学习，还有就是有意无意中接收到的社会信息，对经历的事件场景人物，有开放、接纳的精神，你就会随时从书本外，从正统的说教、理论外了解事物，这是现实世界里的另外一种随机学习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您觉得性格与星座有关吗？
赵旭东：我不相信星座，星座、血型和人格没有关系，这都是附会上去的。研究表明个性也许与季节、气候相关，例如与当季人容易感染的病原微生物有关；而与血型无关。
月份跟人的性格没关系。这么大的人口基数，一年只有12个月，一种性格的人去二月份找有很多，而二月份生的人性格截然相反的也有很多。所以我们不喜欢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定义人内在的品质、禀赋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这些年来您在致力于哪些工作呢?
赵旭东：我们正在促进心理治疗师规范化、民间化。这些年我花功夫最多的就是精神卫生事业、心理健康促进事业。我本职工作是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教授，教医学心理学、精神病学，现在还教哲学心理学，这是在为社会培养高级人才；我同时在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当临床医生，这是我拥有的非常优越的条件，因为我自己看病人积累临床经验。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讲，我受到了中国同道里最好的临床的训练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给社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。
另一个任务是搞科研。我培养的硕士、博士生，招生的人数算是同济大学医学院里最多的。我不光在医学，还在人文学科方面招哲学心理学的博士。这算是给我比较优厚的条件，临床、科研、教学都在做。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之外，大量的时间还花在学术组织上。组织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做事，老中青结合，在各自单位之外的同业、同道之间组织一个活动平台。目前我在很多学术组织里面都担任着理事、常委、主委、副主委等，在国际组织里面也担任副主席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您初做医生的经历是怎样的？
赵旭东：我21岁就留校在神经内科当医生了。那时候精神科的病房被关了，神经、精神门诊是一起开的。病房里主要收治神经科的病人，比如中风、脑炎等问题，但是有时候也会收精神有障碍的病人。一年多以后派我去门诊，其实大量神经科的病人就是精神科的病人，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专门的精神科，就是像现在有开放挂号的门诊，一天要看几十个病人，根本没有时间跟别人说话。拼命地写病历、做检查、开药方……我觉得当神经科的医生也有幸福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当住院医师接受规范培训期间的演讲就是"我体验到了职业的幸福感"。当时有位周期性麻痹的病人，我诊断清楚以后打点滴，氯化钾药水进去，呼吸肌麻痹、濒死之人立马活过来，太令人鼓舞了。
做神经科的医生两年后就去华西医科大学读精神科。华西医科大学是精神科的四大中心之一，所以我在精神科又受到了最好的临床训练。那时我们神经科、精神科的一些医生在西南地区非常出名，都是国内一流的。我念了三年硕士，当时我和我师弟写的病历是华西医院病案室的模范病例，拿出来展示的。我自己本来不知道，是有一位老护士长跑进病房里面看病历，说袁德基教授跟她讲，好多年没看过这么好的病历了。他们老一辈专家很在意这个事情，而袁老师是很少表扬人的。这位袁德基教授对我临床的影响很大，我去年接受了一个采访，标题叫《像绣花一样看病》，那句话就是袁老师讲的。他不像其他专家一样全国知名，但我认为他是最优秀的。简言之，"像绣花一样看病"就是说要非常自信、详实、深入、广泛的去了解病人、理解病人，然后去帮助他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您觉得现在精神科医生的情况如何？
赵旭东：现在多起来了。现在官方宣布的是22000人，人数比十几年前翻了一倍，而中国的人口没翻一倍吧？现在焦虑比以前多，抑郁不见得比以前多。只是现在更加重视消除污名化和病耻感；人们对抑郁症的态度也更加宽容甚至是友善，因此抑郁症患者更加频繁地出现就诊。那些人其实以前就存在，但是不敢、不知来看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精神疾病患者的增多是否和社会大背景有关？
赵旭东：这倒不一定。中国社会和其它社会一样，患者向来就存在在那里，经常有人就认为很多的心理疾病是跟社会有关，这话也对也不对。
精神障碍古已有之，当然社会文化变迁当然对一些病的分布、发生地别的这些流行病学的特征有硬梆梆的、实质性的影响；但也有一些非实质性的影响，是通过改变观念、改变生活方式、求医方式、改变人们对健康的定义来实现的。这属于文化人类学、医学心理学所探讨的方面。就是说有一些社会发展的因素是直接导致了某些问题的突出。比如说老年性精神病就跟人的寿命延长、人口结构改变有关。像焦虑障碍的患者，有很多不敢坐地铁、坐电梯，不敢一个人在马路上开车，特别是不敢停下来，这种人多得是，可能像这种焦虑症以前没有现在多，没有现在受重视，也不知道要去哪看。以前就去跳大神，栓个红丝巾在脚踝上、手腕上，橡皮筋裹着红毛线来解决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刚才说焦虑比之前有很大的提高，那么焦虑的本质是什么？
赵旭东：不安全感、不确定感。焦虑障碍里面又分很多个亚型，有广泛性焦虑、惊恐发作、恐惧症等各式各样的类型。这些人常常都是以身体不适、心慌胸闷，手抖发麻，睡不好觉，尿频、腹泻为体现，而这些问题常常找别的科医生看。有些医生发现真实原因后就会把病人转到精神科。所以大量的病人虽然以前没有出现在精神科，但是他们已经在看病了。比如肌肉酸痛、腰痛、背痛、腿痛、什么地方都痛这样莫名其妙的慢性疼痛，常常就是焦虑的表现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愈焦虑？
赵旭东：医生是从旁协助，每个人都要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健康强壮一点，靠医生是靠不住的，医生也就间接地帮帮你，就算吃药，很多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心理健康的意识，该吃药就要吃点药，该接受的心理辅导，比较粗浅的，低强度的就要去，高强度的心理治疗也要舍得拿出时间拿出钱来接受。
精神卫生服务的内容非常广泛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，因人而异，不好一概而论。对我们做临床的医生来讲，不会提出一揽子方案，每个人都是带着他的具体问题来的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解决问题，让他好受一点，康复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很多读者也很关心焦虑问题，最主要的原因有什么呢？
赵旭东：在中国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小孩在懂事之前就广泛地受到父母的忽略。大量的孩子小时候不是跟着父母一起生活，这是中国人长大以后缺乏安全感最大的原因。
现在我们大量的病人，不论贫富，常常小时候都不是爹妈亲自带大的。没钱的就是留守儿童，一年只见父母一次；有钱的是吃几个月奶，妈妈就要拼世界去了。外婆或者奶奶就来替代，所以这些替代父母，隔代养育，寄养、寄宿制对儿童心身发展非常不利，最严重的就是从小埋下的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。读者要明白这些道理，好好亲自养孩子，就是为子孙后代造福。这是中国焦虑障碍最明显、普遍的一个原因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现在已经造成了这种状况的家庭该怎么办呢？
赵旭东：要让他认识到这样的经历可能造成的风险，即成年期的适应问题。要有意识的锻炼、修正，请别人帮忙来训练，并且要增加经历和学习，尽量减少自己不知不觉的恐慌，增加自信、巧妙运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。
如果有症状了，也无需太担心，真的可以是说手到病除，很便宜就可以控制症状了。治疗焦虑障碍的症状其实很简单，我们80、90年代就是10快钱的药就可以搞定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但是这个药是有副作用的吧？
赵旭东：是的，但是该吃就要吃。只要是药都有副作用，声称没有副作用的那不是药，只是纯粹的安慰剂。副作用和正作用呈一种相对的概念，没有副作用的药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该吃就得吃，现在精神科的药四大类，抗精神病药，抗焦虑药，抗抑郁药，还有心境稳定剂，副作用已经比80年代的药好多了，所以该吃就要吃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那您自己存在心理问题吗？
赵旭东：那人人都有，我也有啊。比如学生多了，今年扎堆毕业，刚才打电话来说他论文投稿被杂志枪毙，那我就得要去盯他重新改，就要少睡两、三个小时了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人之常情，生活正常的内容，没有人可以超越所有的一切。就算和尚，和尚容易吗？我去庙里面看现在的和尚，也在评先进工作者，也在竞赛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你觉得什么样的医生是一个好医生呢？
赵旭东：要身体好，要有爱心，助人为乐，要宽容、灵活、智慧、亲切，这些东西有了，接下来自然就会跟人打交道，根本不用教的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如果给你半年空余时间学东西，您会去学什么？
赵旭东：可能会学音乐。也不一定学音乐，让我欣赏音乐艺术比较好。音乐对治疗心理问题有好处，它腾空你精神活动里理性的东西，不用动脑筋，就用身体、情感去共鸣，不用太过度思考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您觉得生命是什么？
赵旭东：生命就是一些偶然因素导致两个生殖细胞相遇，发展成一个按照精确基因编码成长发育的一个生命体，来世界上走一遭，走到哪一天消失。对医生来讲这个事情比较简单，没有太多玄学，它的出现是偶然的，但它整个生命历程当中的造化、所作所为有规律和原理在支配。我们不相信超自然，这一切背后都应该是有自然的原因。而且疾病本身就是必要的，疾病是永远不可能被消灭的，有生就有死。那为什么要死呢？死就是要生病，然后让人消失。生老病死可以说是平常事，所以学医的人应该是对生死比较达观的。
《问健康画报》：老百姓如何来安抚内心？
赵旭东：用道家或者禅宗的话来讲，就是顺其自然。